2010年3月，北京首都体育馆，刘欢个人演唱会“欢歌2010”进行到第三首曲目。台下的观众挥舞着荧光棒，和着旋律齐声合唱。 没有人注意到，他侧身时左手下意识地抚了一下右胯，动作极快，像在掩饰什么。唱完《弯弯的月亮》，他缓缓走向舞台一侧，那里摆着一张深棕色的皮椅。他坐下时，脊背微微僵了一下，很快又挺直了。 那是观众记忆里刘欢为数不多的个人大型演唱会。舞台上灯光璀璨，他穿着简单的黑色T恤，嗓音依旧厚重辽阔，每一句都像从胸腔深处推出来的。 可细心的歌迷发现了异样——三个小时的演出，他几乎全程坐着，极少站起来走动，就连唱到《好汉歌》那种节奏激烈的曲目，他也只是坐在椅子上，上半身微倾，拍打着膝盖打节拍。 在台下看傻了的人，都以为是舞台设计。直到很久以后，大家才明白，那把椅子不是道具。他的股骨头已经疼到站不了了。 那场演唱会结束后的第三天，北医三院骨科诊室里，刘欢接过复查报告单。医生看着片子上髋关节的阴影范围，没有再重复那些他已经听过无数遍的话。 五年前，他第一次知道“股骨头缺血性坏死”这七个字的时候，还没有太大概念，以为只是过度劳累引起的疼痛，歇一歇就好。但那次在央视录制节目，中间休息他站起身，右腿膝盖突然发软，整个人险些栽倒在舞台上。工作人员扶住他时，他的脸色是煞白的。 最初确诊的时候，他的事业正处于第二轮上升期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刚结束，全球都在回味《我和你》那四分钟的合唱。 那一晚，他出现在亿万观众面前，身形稳当，气息绵长，任谁也看不出这个站在世界舞台上唱歌的男人，髋关节早已被无菌性坏死吞噬了大半。 很少有人知道，奥运会开幕式之前反复彩排了两个多月，每次排练结束，他得扶着栏杆从排练厅一步一步挪到停车场，后槽牙咬得死紧，额头上一层冷汗。 后来有媒体报道过一段往事：开幕式前最后一次带妆联排，导演张艺谋在耳麦里跟他沟通调整一小节节奏。他笑着说，没问题。 但摄影师推到他左前方的机位时，清楚地看见他撑在钢琴边沿的那只手，腕骨微微发颤，指节泛白。 那是高光，也是分水岭。奥运会之后，刘欢开始明显减少公开演出。商演的邀约电话接踵而至，一个比一个数目惊人，他几乎全部回绝。 身边的工作人员私下劝他：“欢哥，这种强度的演出一年也就几次，身体应该扛得住。”他摇头，语气很平：“不是扛不扛得住的问题，我不想让观众看一个站都站不稳的人唱歌。” 那时候，大家只知道他腿脚不太利索，但并不知道，命运的审判远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2012年夏天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午后，刘欢在家中接到医院电话。 常规复查的CT影像里，医生在肝脏区域发现了一个可疑阴影。恶性、单发、早期。肿瘤科主任后来在病历本上写下的诊断，他只看了一眼就合上了，没有让家里人看。 他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，坐了很长时间。窗外是北京夏天燥热的风，蝉鸣声一阵接一阵。他手里攥着那张检查单，指尖不断摩挲纸面的边角，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：接下来的活儿，还有好几件没干完。 手术安排得很仓促。他没有对外公布，圈内只有极少数几个相交多年的朋友知道。民族文化宫的一间办公室里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所长田青接到电话时，电话那头刘欢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：“老田，我后天做个小手术，肝脏上长了个东西，应该没事，你别跑来看我，过几天就出院了。”田青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，握着听筒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 他们相交快二十年了。田青是音乐学者，刘欢是歌手，两人在民族音乐研究上有过大量交集。刘欢早年带着录音设备扎进云南、贵州的村寨里采风，田青亲眼见过他扛着器材在山路上走几个小时，落一脚泥、被蚊虫咬得满脸包都浑不在意。 那会儿的刘欢，身体结实得像头牛。可这些年，眼看着老友鬓角白了、步子沉了、登台时身边多出了一根拐杖，田青心里很清楚，刘欢嘴里的“没事”，从来都不是字面意思。 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，肝部肿瘤被完整切除，病理结果比预想乐观，没有发现转移。刘欢醒过来的时候，第一句话是问护士：“我喉咙没插管子吧？会不会影响声带？” 护士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笑着回答：“不会的，麻醉是从静脉走的。”他点了点头，又闭上眼睛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轻声补了一句：“那就好。” 手术过后是漫长的恢复期。肝脏切除之后，身体的代谢和解毒能力大幅下降，加上他一直靠药物控制股骨头的坏死进程，两种治疗彼此牵制，副作用叠加。 他开始频繁失眠，夜里辗转反侧，髋关节的钝痛从骨头深处往外渗，像有人拿着一把钝刀子在关节缝隙里反复刮蹭。凌晨两三点，他常常坐在书房的窗前，面前摊着谱纸，手里握着一支铅笔，写几笔、停一会儿，再写几笔。 疼痛让思绪变得迟钝，他在一张草稿纸上写过一行字：“我还没老，只是身体先老了。”写完又划掉，把纸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。第二天早上，助理在垃圾桶里看见那团纸，捡起来展开看，又重新放回去，什么都没说。 那年初秋，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一季找上门来。制作团队三顾茅庐，开出了极高的出场费